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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古代荆州）
东晋历史上最重要的城池，应该不是建康，而是荆州。
建康在长江下游，三吴供应财赋，荆州则横在长江中游，向北可出襄阳，南阳，向西可以去巴蜀，顺江而下又能直逼京师。
可以说，谁掌握了荆州，谁就要替朝廷挡住北方和西方的威胁，但又天然的拥有反过来威胁朝廷的道路。
这么一个地方，落到桓温手里，不是桓温抢来的，骗来的，而是朝廷为了解决边防难题主动交给他的，东晋后来畏惧桓温，固然有桓温扩张权力的一面，但东晋自己也有责任，朝廷把过于重的责任给了一个人，现在这个责任反而收不回来了。
何充当年推荐桓温时曾说：
《资治通鉴》卷九十七：温足以制之，诸君勿忧。
何充的意思是，桓温是没有问题的，他可以制约荆州庾氏年轻的继承者，但数年之后，朝廷却再难以找到足以制约桓温的人了。
找不到，也得找。
殷浩就是这个救火队员。
殷浩隐居之后，深居简出，按理说存在感就很低了，但偏偏他越隐居，反而名气越大，时人把他比作管仲和诸葛亮，您说评价有多高？
这个也很有意思，殷浩距离诸葛亮的时代大概有120多年，诸葛亮也曾自比管仲，但诸葛亮当时不过是一个躬耕陇亩的二十七岁大龄青年，他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，没有带兵打仗过，在大家看来，一个种地的书生张嘴就要做齐桓公的仲父，这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《三国志》才说：
时人莫之许也。
殷浩（303年～356年）
但就在一个世纪之后，人们不仅承认了诸葛亮的地位真如管仲一般，甚至用排比句的时候，都开始把管仲和诸葛亮并列了起来，用来评价殷浩的才能。
东晋大臣王濛，谢尚曾拜访殷浩，拜访完之后也感叹：
《记纂渊海》卷一百六十：深源不起，当如苍生何！
深源（殷浩的字）如果不出山，天下百姓该怎么办啊？
这类赞誉当然只是名士之间的商业互捧，是一种夸张，但夸张本身也是一种政治事实，这说明了一个现象，殷浩还没出山，还没建立功业，他的名望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期待。
永和二年，辅佐大政的何充去世了，当年三月，殷浩就被任命为建武将军，扬州刺史，殷浩还是推辞，这把司马昱急坏了，司马昱亲自写信邀请，而且态度放的非常低。
这封信的内容，我放在图中，供大家阅读，下面我为读者朋友们对这封信做一些小小的分析。
第一句，是“属当厄运，危弊理尽。诚赖时有其才，不复远求版筑。足下沈识淹长，思综通练，起而明之，足以经济。”，意思是司马昱说，国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，但是幸好，我们还有你这样的人才，所以就不需要我四处寻访了，你有见识，思虑周密，你赶紧出来济世安民吧。
我们乍一看，感觉这好像是对殷浩的极尽赞美，但这里边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司马昱从头到尾没说过殷浩能带兵，能打仗，他说的是“经济”，是“明之”，是“识”和“思”，换言之，司马昱压根就不在乎殷浩能力怎么样，能不能参与军事，他要的只是殷浩的名望，他希望“殷浩在朝中”，仅此而已。
免息股票配资接着是“若复深存挹退，苟遂本怀，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，今纮领不振，晋网不纲，愿蹈东海，复可得邪！”，这是司马昱说，如果你殷浩还要隐居，就自己过的舒服，那天下就要完了，而且现在纲纪崩坏，朝廷失序，你还要做隐士，还想独善其身，那已经是不可能了。
看得出来，一旦殷浩拥有了这种超乎常人的名望，他的隐居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事情，他越是不出山，人们就越是希望他出山，而且如果他不出山，就仿佛他好像做错了一些事情，对不起很多人一样，而他一旦出山，这种期待就会变成实打实的政治资本。
最后司马昱说“由此言之，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，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。足下弘思之，静算之，亦将有以深鉴可否。望必废本怀，率群情也。”
（史料原文）
请注意这个“率群情”，就是顺应大家的期待，这既不是“顺君命”，也不是“奉诏书”，这说明什么？
还是在说明，司马昱从来没指望殷浩出来真的能干实事，譬如说制衡桓温，那也只是顺便试试看，因为，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冷知识，那就是，殷浩出山，其实是在桓温伐蜀之前。
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线：
第一个时间线，是桓温平定成汉。
永和二年，公元346年十一月，桓温上表伐成汉，没等朝廷回复，他就出发了。
永和三年，公元347年三月，桓温攻入成都，成汉灭亡。
永和三年到永和四年，就是347年到348年，桓温大捷的消息传回建康，他声望暴涨，司马昱开始感到畏惧。
第二个时间线，是殷浩出山的时间线。
永和二年正月，公元346年，辅政的何充病逝。
同年三月，朝廷要任命殷浩为建武将军，扬州刺史，殷浩再三推辞，司马昱于是写信（就是刚才那一封）催促，最终殷浩于同年七月正式就职。
这两条时间线一对比，我们就能发现，殷浩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时，桓温还在西征的路上，胜负未分，甚至连仗都还没打完，朝廷根本不知道桓温能不能灭蜀，事实上大家对桓温并不抱以期望，就更不存在桓温已经功高震主的前提，如果说司马昱是因为桓温威势转振才仓促拉来殷浩，那时间顺序反而是反的，殷浩上任的时候，桓温还没成太大气候。
所以，何充的死才是殷浩出山最直接的原因，何充是当时的中枢人物，还兼管扬州事务，何充一死，扬州的位置就空了出来，且需要一个有足够声望的人来接任，因为扬州也很重要，扬州是京畿所在，掌管三吴财赋和中枢根本，朝廷选中了殷浩，而司马昱则写信催促他出山，整个过程就是中枢缺人之后的正常人事安排。
（东晋烟雨）
那么，让殷浩来制约抗衡桓温这个任务，是什么时候加上去的呢？
是在永和四年以后。
《晋书》列传第四十七：
时桓温既灭蜀，威势转振，朝廷惮之。简文以浩有盛名，朝野推伏，故引为心膂，以抗于温。
看，是桓温“既灭蜀”之后，司马昱才“引为心膂”，但在“引为心膂”之前，殷浩已经做了两年的扬州刺史，这同时又能说明，殷浩的政治生涯也有两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是公元346年到公元348年，殷浩是文臣的代表，负责扬州的政务，但和桓温没有直接的对抗关系，殷桓二人，一个人在下游主政，一个在上游掌兵，互不隶属，各司其职。
第二阶段，则是在公元348年以后，桓温灭蜀之后声望大振，司马昱这才开始重新考虑要重用殷浩，殷浩制约桓温的任务，是后来被追加的，是临时任务，而不是他出山时就自带的任务。
但是我们想一下，这其实是很奇怪的，让一个清谈名士去对抗一个乱世枭雄，本身这件事情就没有胜算，也不合逻辑。
普通人做事要合乎逻辑，但对朝廷来说，合乎逻辑是没有用的，如果要合乎逻辑，朝廷应该另请一位有经验的宿将来抗衡桓温，但问题是在当时来说，能够独当一面的武将，往往人家自己已经有了部曲，州镇等私人关系，再把大权给到这样的人，可能只会另造一个西府。
殷浩就不一样了，殷浩没有世代经营的强兵，他能依靠的只有清谈之名望和朝廷对他的任命，尤其对畏首畏尾，胆小怕事，优柔寡断的司马昱来说，这种人即使权重，也没有王敦，苏峻的本事，因为殷浩不会打仗，对军事几乎是一窍不通。
就像朝廷当年选择桓温，如今选择殷浩一样，这个坑似乎天生就是为他们这样的萝卜所准备的。
用殷浩其实也没问题，文官压制武官的例子在我们的历史上并不少见，真正的问题是，制衡桓温不能光靠耍嘴皮子，如果只是玩玩办公室政治，动动嘴，用行政类的手段就能拿下桓温的话，那当年庾亮就不至于坐船逃跑了。
殷浩要把名望转换成势力，也只有北伐一条路，就是重新走一遍桓温的老路，他需要军事上的胜利，需要收复故土，需要建立一套属于朝廷的军事体系，于是，北伐的意义更大了，既成了恢复故土的国家目标，又被迫承担重建权力平衡的任务。
桓温（312年—373年）
这两者当然不是互相排斥的，但必然会互相影响，一旦北伐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，那么军事判断就很难再从容了。
恰在此时，后赵皇帝石虎去世，诸子相杀，北方陷入大乱之中，前秦苻健还在关中立足未稳，前燕慕容儁正在消化河北，而姚襄，张遇等中间势力仍在观望，东晋只要在三到五年内可以组织起一次有效的，统一的北伐，完全有可能还于旧都。
对于东晋而言，这不是虚构的天赐良机，这是真正出现的历史窗口。
历史是冷酷的，它有自己的账本，自己的工期，自己的任务分配方式，一个人的雄才大略或昏聩无能，充其量只能改变历史的细节，延缓或者加速历史的脚步，但却无法扭转基本大方向。
那些真正决定一个王朝，一个国家命运的历史窗口，往往一生之中，百年之内只会出现一次。
抓住了就逆天改命，抓不住以后再怎么努力也没用了。
秦灭六国，是因为到公元前3世纪，条件成熟了，铁器普及，商业发展，谁先较好，较成熟的完成内部变法，谁就能统一，而嬴政抓住了这个历史窗口。
公元1644年，北京陷落，崇祯自缢，但南明在南京，以及广大的江南地区仍然拥有完整的建制，有官员的支持和群众基础，但他们在关于谁当皇帝的问题上浪费了数月，错失抵抗的时机，错过了历史窗口，就此走上绝路，再无回转的可能。
日本的明治维新，始于公元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，封建落后的日本被美国人强行打开了港口，从那一刻起，日本面临的难题就是，在西方侵略者瓜分亚洲之前，尽快完成制度替换和工业化，这个历史窗口有多长？大概三十年，日本抓住了，因此也跻身列强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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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些更近的例子，比如：
诺基亚在功能机时代如日中天，但智能机窗口打开时，它固守塞班系统，错过安卓和触屏生态，这之后无论投入多少资金，换多少CEO都无济于事。
（诺基亚手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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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事件是如此，人也是一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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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就是这般，当窗口打开之后，你走进去，你就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，当窗口关上的那一刻，你没进去，之后无论你如何叫喊，哭泣，愤怒，都只是徒劳。
历史不会再看你一眼。
而东晋，决定抓住这个窗口，但不幸的是，他们选错了去抓住窗口的人。
参考资料：
《晋书》
《资治通鉴》
《世说新语》
李启源.魏晋文学集团研究.哈尔滨师范大学,2024
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.田余庆.东晋门阀政治:北京大学出版社股票配资支持哪些市场,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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